2000年以來，半數落馬省部級高官涉及房地產

《中國經濟周刊》記者根據公開信息統計，調查梳理了自2000年以來被查處的省部級官員的落馬軌跡，結果發現大量落馬高官都涉及房地產。

高官涉及房地產有兩種形態：第一類，是背后有房地產利益鏈條，或直接間接倒騰土地，或縱容支持親屬開發房地產，或與開發商結成利益同盟，或用非法收入買房倒手等；第二類是用正常合理收入買房置業。

針對第一類情況，上海易居房地產研究院研究員嚴躍進向《中國經濟周刊》表示，目前，貪官坐擁多套房產，表明房地產領域正成為官場集中腐敗的重要場所。這種腐敗，建立在以下幾條途徑之上。一、將平時的受賄資金投向房產領域；二、與開發商勾結，從而變相地獲取房產；三、以各種隱藏的方式進行受賄，如房產不登記在名下，或以低成本的方式“租借”開發商的相應住宅；四、借各種公開的住房補貼、高額的住房公積金繳納比例等，來謀求房產。

根據第一類情況梳理2000年以來落馬的省部級高官，以官方對外公布的調查時間為標準，2013年，據公開信息，涉及房地產的落馬高官為周鎮宏、倪發科、王素毅、李達球、劉鐵男五人，郭永祥、蔣潔敏因與房地產無明顯交集而不列入此次統計。

2012年與房地產有瓜葛的落馬高官有李春城、薄熙來。

2011年，有兩名省部級高官涉及房地產，一是山東省原副省長黃勝，另一個是原鐵道部部長劉志軍。2013年5月，黃勝受賄案一審被判處無期徒刑，并沒收全部財產。檢方指控，黃勝或其親屬收受多名商人的住房或購房款。

2010年共有3名落馬省部級官員涉及房地產，他們分別是內蒙古自治區政府原副主席劉卓志、浙江省人大常委會原副主任張家盟、江西省政協原副主席宋晨光。

2009年落馬省部級官員共有7人涉及房地產，他們分別是最高法原副院長黃松有、遼寧省人大常委會原副主任宋勇、寧夏回族自治區原副主席李堂堂、深圳市原市長許宗衡、原鐵道部黨組成員何洪達、廣東省政協原主席陳紹基、貴州省政協原主席黃瑤。

而在這一年，還有一位官員，雖然其級別不到省部級，但他是名副其實的因房落馬，他就是杭州市政府原黨組成員原副市長許邁永。2011年6月21日，浙江省高級法院二審裁定，維持一審對許邁永作出的死刑判決。判決認定：1995年5月—2009年4月間，許邁永利用擔任蕭山市(2001年撤市改區)副市長，杭州市西湖區代區長、區長、區委書記，杭州市副市長等職務上的便利，為有關單位和個人在取得土地使用權、享受稅收優惠政策、受讓項目股權、承建工程、結算工程款、解決親屬就業等事項上謀取利益，收受、索取他人財物共計折合人民幣1.45億余元。經調查，牽涉許邁永案的14個單位或個人，幾乎都與房地產項目有關。

據不完全統計，涉及房地產的落馬省部級官員，2008年有5人，2007年有3人，2006年有7人，2005年有4人，2004年有3人，2003年有4人，2002年有1人，2001年有5人，2000年有2人。

根據上述統計，自2000年以來，14年中，共有53名落馬省部級官員涉及房地產，而據不完全統計，14年來落馬的省部級官員在100人左右，這就意味著，近一半的落馬省部級高官或多或少與房地產業有著千絲萬縷的關系。

落馬高官為何涉足房地產？

在調查中，《中國經濟周刊》記者發現了一些比較有意思的現象。

首先，從時間上看，2004年以后，平均每年涉房的落馬省部級官員明顯比2004年之前多。統計顯示，2004年及前4年涉房的落馬省部級貪官只有15人，平均每年3人；2004年以后則有38人，平均每年涉房落馬近4人，2006年、2009年，都有7個落馬高官涉及房地產。

與此相應，自2004年土地統一實行招拍掛以來，房價上漲幅度明顯加快，2006年、2009年房價上漲幅度幾乎都達到歷史高峰，至今房價依然在高位運行。

嚴躍進指出，近幾年全國面臨普遍性的房價上漲，房地產暴利，也促使房地產交易中權錢勾結的現象逐步蔓延開來。

另外，從地域上看，中東部涉及房地產的落馬省部級官員數量明顯比西部多，其中，北京、廣東、上海、浙江成為因房重災區，比如北京原副市長劉志華、浙江的張家盟、廣東的許宗衡等。2001年至2009年，許宗衡利用擔任深圳市委副書記、深圳市政府常務副市長、市長等職務便利，為深圳市順嘉高新建材公司、深圳龍崗區區委原書記余偉良等九個單位或個人在變更土地規劃、承攬工程、職務升遷等方面謀取利益，多次收受財物折合人民幣3318萬余元。

而在新疆、西藏、青海等省份，截至目前，記者統計中并沒有發現有省部級官員因為過深卷入房地產而落馬。

對此，嚴躍進表示，這直接表明，房價較高、房價上漲過快的地方，省部級官員更有涉足房地產業的動力。究其原因，一是在部分地區，如北京、上海、廣州、杭州等地，即使省部級高官，憑借其收入買房的壓力也不少。

二是這些地方的土地升值前景十分誘人，開發商更有腐蝕拉攏官員的決心，為了一塊地，開發商往往不惜一擲千金，對官員的誘惑更大。

三是在中國目前的市場中，房產不單純是提供居住功能的產品，而是一個資產，甚至是消費結構中比重最大的資產。加上房價上漲，這種資產升值的可能性加大。扭曲的住房功能與扭曲的官員心理“狼狽為奸”，自然出現官員多套房的現象。對于專注投資回報率的官員而言，這種不斷增值的資產，是其未來退休后的保障。同時，多數官員在城建與規劃、土地管理部門等任職，職位的原因，增強了其與房地產開發商的關系。政府尋租的私利與動機、以及監管缺失，都使得此類官員易陷入貪污的陷阱之中。

此外，記者在調查中發現，“丈母娘需求”等往往能催生省部級官員的涉及房地產需求。一般而言，省部級官員自身并不缺房住，但這一級別的官員，大多已是50歲上下，正值下一代走入社會、買房置業的當口。如果子女要結婚，毫無疑問，丈母娘會問“有沒有房子”。按我國的傳統，身為高官的父母，出錢買房是理所當然。

不僅如此，記者從一些落馬高官的案件中看到，很多子女借助父輩的高位投資房地產，甚至空手套白狼。

嚴躍進表示，貪官購置房產，除了為自身考慮外，也受到相關利益人的影響，比如子女、情婦等。此類人群的購房需求，將左右貪官的權力運用。“人之常情”的邏輯，加快了此類貪官的涉及房地產步伐。

如何斬斷涉房貪腐利益鏈？

嚴躍進認為，高官涉足房地產，對于經濟與房地產而言是一個傷害。一、這種行為，擾亂了目前市場分配原則，挑戰公平的道德準則。二、擾亂了當前的房地產秩序。此類官員將大量的多套購房需求強勢介入，勢必抬高房價，并擠壓普通剛需購房者的購房利益。

對此，中國社會科學院工業經濟研究所研究員曹建海日前向《中國經濟周刊》表示，部分官員房產太多，也是住房普查執行難的一個阻力。

嚴躍進建議，對于貪官涉及房地產，尤其是違法的房地產交易，應加大打擊力度：一、要建立長效機制，從制度上規避此類官員的腐敗現象。這種長效機制應通過政府監督機制與公眾監督機制而展開。二、加大對官員房產的審查制度，從財產申報制度等方面喝退此類貪官的各種貪欲。同時，從工資公開、可疑財產排查、加重多套房產納稅額等方面，加大此類人員擁有多套房的成本，并增加其擁有多套房的經濟風險與政治風險。三、加大懲罰力度，進而起到警示等功效。四、改變權力過于集中的狀態，強化民主，提升政府行政的公開透明性。

對于官員房產乃至財產的審核公示，浙江、廣東等地已經有試點或探索，但全國建立完善官員財產申報與公示制度，尚需時日。

7月1日，本刊第25期刊發《第三次經濟普查仍不敢碰住房？》一文，指出當前正在進行的第三次經濟普查中，難以進行住房普查，而此前的第六輪人口普查，也沒有統計清晰的住房基礎數據。我國的住房基礎數據至今仍是一個謎。而無論對于民生還是中國經濟，甚至樓市調控，住房普查數據都意義非凡。此外，個人住房普查是調節住房公平的一個重要手段，一旦掌握了真實全面的住房基礎數據，那么依靠灰色收入大量購買住房資源的行為將無所遁形。

但是記者調查了解到，此前進行的第六輪人口普查，并未有實質性的住房普查環節，甚至一些住房調查的項目也一度遭到抵制。

甚至連備受各界關注的住房信息聯網，也是一再遲滯，頻頻誤期。嚴躍進表示，公務員財產公示難，有幾個原因：一、對于私有財產，因《物權法》等法律因素也影響財產公示。二是財產的申報、評估與公開，牽涉面太大，從而增加了相應的困難。

但嚴躍進認為，從目前公務員持有財產來看，住房仍是其中較大的財產，而且從技術上看，住房調查相對較容易。因此，房產可以作為財產公示中首要的一項內容，先行試點公開，從套數、房產價值、房產來源等方面進行公示。

一位業內人士甚至直言，其實住房統計技術并沒有太大的難題，最關鍵的是，政府要敢于下公示住房、普查住房的決心